| 鸡翅 |
2008-08-21 10:24 |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或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牵襻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值得商榷。
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这个偏差或许是些故意？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忠于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家与政客不同，正是由于前者的献身是别无选择的，后者却是投机的。屈原身为三闾大夫，是楚国的决策大臣，他不能承受楚国蒙受亡国的事实。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行吟，可以留下作品“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惟一的坚持。他是把对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的。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诗人的事业，可以不与某一个具体的朝廷和君王相联系，相始终。屈原的这种始终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不可挽救的狂澜的惟一坚持。“人生自古谁无死？”“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之于生死，中国自古已有确认之标志。虽然“哀莫哀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已将生乐死苦、留恋人世的滋味体会尽致，但是，主动迎接死亡，“在不可选择中进行选择”的精神依然确立。中国的志士仁人，在求生不能的时候，很重视死之权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仰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将死看作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屈原即是著名的范例。他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进入，被俘受辱而死的。他认为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独立的死。头戴巍峨之冠，身着兰草香服，时而悲吟，时而高歌，徜徉在汩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赴死。
屈原之死，死的原因是不是“诗人”的，死的方式却是“诗人”的。政治家只要死得其所和旗帜鲜明，诗人却要死得美，死得如其所吟，死得浪漫。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的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践志。当死临到司马迁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出于公心，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真谏烈臣；但司马迁认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他要以一介布衣的身分完成千古史记，为中国撰写第一部大型纪传体史书。
既有了帝王家的史官，却执意要做民间第一史家。当时虽没有明文不准平民“写史”，但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临视与怀恨。他选择受刑忍辱，弃政从文，从匍匐于地的殿臣中直起身子做人。这是令世俗瞠目的叛逆之举，这是勇敢与崇高的跨越。他不愧为敢于在朝堂上和禁锢人臣的君臣伦理观念决裂的杰出代表！弃一帝而得天下千秋，伟哉司马迁！
屈原择死，史迁择生，都是崇高的。他们择死与生的思考世代延传；这种思考，构成了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隆起的脊梁。
文章认为支撑中国精神脊梁的是中国式的生命意识。行文重点为我们展示了屈原的中国式的“死”和史迁式的“生”。在作者看来，屈原的死是政治家的死，因此将其界定为“爱国诗人”是不恰当的。文章分析了政治家与诗人对待国家或朝廷的不同态度，指出诗人可不必与“某一个具体的朝廷和君王相联系，相始终”，认为作为真正的政治家则不然。真正的政治家在国家面前是别无选择的。当一个国家面临着不可选择的时候，正如中国自古以来的那些传统的志士仁人，“在求生不能的时候，很重视死之权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仰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将死看作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这无疑是尊严和国家荣誉的体现。正如屈原活着的时候追求的是美政，而死的时候，也极具独特的禀性，在作者看来，“屈原之死，死的原因不是‘诗人’的，死的方式却是‘诗人’的”，认为他死得美，死得烂漫，死得鲜明。
但是，行文其实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对于以经世为己任、并以理想的道德人格自我体认的传统士大夫而言，我们其实是很难在一个诗人或文学家与一个政治家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的。事实上，构建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的这些士大夫，他们的个人禀赋自然是独特的，却又都有着共同的人格理想上的追求，都集中地汇成一种“社会集体无意识”。这是需要认真探究和发掘的。
其实史迁的“生”，何尝不是一种诗人式的“生”呢？而屈原的面对楚国又如何是不能选择的？最为根本的是，正是因为他们身上的诗人气质决定了他们的最后的人生的选择。而屈原的这种“死”与后世的史迁的“生”一样，都是与政治实体的决裂，都摆脱了政治的束缚，而“从匍匐……中直起身子做人”。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高度，理想和美，后世的人们对国家的看法也因为他们的独立的人格而在当世的君主身上厚寄了很多的诗人气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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